一直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的央行和财政部，因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剑指财政政策的一篇文章，而公开“掐”起来了。财政系统署名为青尺的人士和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先后撰文反驳，矛盾由此浮上水面。
事实上，每当经济下行，高层总是点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此来稳定经济的走势。然而，今年以来，货币政策频繁调整，央行实施的3次定向降准，加上中期借贷便利(MLF)等工具，投放中长期流动性约2.8万亿元，远超去年全年1.76万亿元的总和；但以减税为主要攻坚点的财政政策，上半年收获了81607亿元的税收，同比增长15.3%。
“部门之争的背后是防风险的压力。”一位不具名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中国经济到了实质的攻坚期，一些政策需要重新定位，要进行充分的预调和微调，利用这种预调、微调对阵真实的冲击。”
一个背景是，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超10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央行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9.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03万亿元。
央行前副行长吴晓灵曾表示，“刚性兑付不破，中国只有财政没有金融。”
但对财政部来说，地方政府很难约束。同时，财政部认为央行没有有效约束自己系统内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在地方债乱象中，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共谋”或“从犯”的角色。
“对于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尤其是融资平台的风险，不能只看到财政和金融这两个方面。因为其行为主体既不是财政部门也不是金融部门，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按照法律，2015年以后融资平台公司已经不允许为政府融资了，否则属于违法违规融资，财政部也多次问责此类违法违规举债行为。剥离了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行为属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方式融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表示。
从地方债务角度来看，如果仅考虑合法债务，2017年我国地方债余额约为16.47万亿元，似乎还可以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过，还有大量隐性债务不在财政报表之内，这些隐性债务隐藏在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基金以及PPP之下，很难准确估算。
而过去10年全社会资产负债表膨胀的核心环节就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融资“正门未开、后门难堵”。省级政府代市、县政府发债，中央审批额度，举债、支出权责不对等，催生中央财政兜底幻觉，导致“刚性兑付”和道德风险。
地方政府必须要被关进笼子里了。但谁来约束地方政府，症结还是在央地关系。央地财税关系不理顺，地方收支缺口过大，特别是没有稳定的税收来源，单靠简单理清政府和企业债务边界，单靠行政手段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结果必然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差别只是债务在形式上。
但怎样约束地方政府，财税金融体系或要面临根本性的变革。
“财政政策的创新并非易事，因为财政的事情不是财政部门的事情，是整个国家的事情，是整个社会的事情，涉及老百姓，涉及企业，涉及整个市场，也涉及国际社会。”刘尚希表示。
“目前积极财政政策不是政府直接发力扩大需求，而是通过激发市场活力来间接发挥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增加优质供给；不是通过政策来替代市场，而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刘尚希表示。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制定都面临着重大挑战。在刘元春看来，在经济内外都出现压力的时候，我们应该在一些战略举措上进行反思，在短期政策上要有一些调整，有一些政策需要重新定位。
